这是欧阳修唯一一张真实的历史画像。

     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北宋时期的大政治家、大文豪，他们虽然不是同科状元，却在同朝为官，同是政治改革家，同样清正廉洁、千古留名，在官场都是几起几落，同样乐观豁达，为后人所称颂。

范仲淹长欧阳修18岁，又早欧阳修20年而卒，不过二人很长时间同朝为官，有着相似的从政经历。有意思的是，范仲淹做过的官，如开封府尹，龙图阁大学生，参知政事等，欧阳修也都做过一遍。

这两个人，在很多方面都有相通之处：在求学时，有着相似的际遇，两个人都是少年丧父，依母求学以寒门入仕。。在人品上，都极重名节，是士大夫的楷模，在政治上，有着共同的见解，注重民生疾苦；在文学上，也都推崇韩愈，共同致力于古文复兴。

一、相通的政治背景

1、庆历六年的南北双璧

《岳阳楼记》的写作年代，文章最后一句有明确记载：“时六年九月十五日。”指的是庆历六年；《醉翁亭记》的写作年代课本上没有明确标出，其实也是在庆历六年，即公元1066年。范仲淹是因为庆历新政被贬的，而欧阳修则是因为支持范仲淹被贬，下面有一段记载：

 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仲淹使陕西，辟掌书记。修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

这里也可以看出，欧阳修和范仲淹在政治见解上是一致的，所受的待遇也差不多，都是遭到贬斥。史载欧阳修于1045年即庆历五年被贬滁州，一年后就写出了这则《醉翁亭记》，和远在邓州的范仲淹的名作同气呼应。于文学创作而言，此举可为偶然；从二人的诸多共同点来看，又有某种必然。

2、被贬之后“政通人和”大背景

范仲淹被贬邓州后,勤于民事,尝自耕种以亲民。重安抚、轻惩罚、废苛杂，在《答提行张太傳尝新耘》一诗中，他说，“长使下情达，穷民溪不伸”，“但愿天下民，一若樽前身，长戴尧舜主，尽做羲黄民，耕田与掘井，熙熙千万春”。

范仲淹非常重视教化，上任的第二年，便主持修建了位于邓州东南隅的“百花洲”以及“春风堂”和“蓝秀亭”等建筑，供学子读书。后来又创办了“花洲书院”，“穰下胜游少，此洲聊入诗，百花争窈窕，一水自涟漪。”说明这花洲书院确实是一处景致迷人、读书学习的良好场所。那个说出“为生民立命”的大名鼎鼎的张载，就是是从这所书院走出来的学生。
   

也就是在范仲淹主办"花洲书院"的同时，他的好友滕子京派人来向范仲淹求取文章。附岳阳楼的草图并附书信一封。得知好友所治“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范仲淹欣然命笔，写下了这则千古名文。

而欧阳修也和范仲淹、滕子京一样，在被贬之后致力于民生治理，政绩斐然，他的《丰乐亭记》上的一段话可以为证：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大，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 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亭焉。
    这里的“岁物之丰成”“丰年之乐”等的词句，以及和《醉翁亭记》相同的滁人游玩的描写，也清楚地写出了欧阳修写这篇文章的背景。

二、共同的文学主张

1、都是韩愈的推崇者

范仲淹在政治上推崇韩愈的冒死进谏，同时也很推崇唐代韩愈的文学成就，并倡导北宋的古文运动。他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说：“韩愈自谓有忧天下之心，由是时政得失，或尝言。”范仲淹从范仲淹的作品来看，他对于韩愈的继承，主要是“文以载道”，提倡正统的儒家思想等方面。至于欧阳修，作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对于散文创作的贡献则更进一步：

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苏舜元、舜钦、柳开、穆修辈，咸有意作而张之，而力不足。修游随，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苦志探赜，至忘寝食，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
”

同受韩愈影响的范仲淹和欧阳修二人，虽然年岁有些差异，相互还是仰慕的。欧阳修本人在景祐元年，当得知范仲淹知苏州时，写给范仲淹的一封信.其中就有这样的话：“希文登朝廷，与国论，每顾事是非，不顾自身安危，则虽有东南之乐，岂能为有忧天下之心者乐哉！”欧阳修在信中把范仲淹称为“有忧天下之心者”，可见，他对范仲淹这一点相当熟悉，所以他在范仲淹神道碑中写范仲淹少有忧患之心，当是言之有据。这也说明范仲淹的写作，讲求“文以载道”“言为心声”，且“陈言务去”，是古文运动的力行者。

2、从写作思路上看相通之处

首先是大致的框架结构。两篇文章都是从作记的缘由写起。《岳阳楼记》是直接写，如何受人嘱托而写；《醉翁亭记》则是点出了醉翁亭的大致情况，自然表明写“记”的原因。接着，下面的一段，则很值得玩味。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这两段文字，表面看似乎差异很大，但放到各自文章中来考察其结构功能，则有很有意思的发现：都是先以概括式的“总写”来概述全景，范文是从空间上来写岳阳楼所见之景，而欧文则是从时间的维度上来写一天及一年的醉翁亭之景。 

仅仅是总写，还不足以说明这两段的功能。我们注意到，在范文中，一句“前人之述备矣”宕开一笔引出下文的“得无异乎”；而欧文中，则是最后一句起到了相同的作用：“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哪些“乐”，如何“无穷”，下文的叙述就自然展开了。 

两篇文章都是用“卒章现志”的结尾手法，都达到了“文以载道”的目的。而结尾写法的不同，也可以给人以有益的启发，有着各自“类型”的示范作用。为引起读者的兴趣，还有一些细节也可以说一说，譬如范文的“若夫”“至若”，与欧文的“若夫”“至于”，这些发语词的安排又何其相似乃尔。 

3、从艺术水平上看其不同特点 

范仲淹与欧阳修，虽然都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但其水平与角色是不一样的，范仲淹是倡导者和先驱者，而欧阳修则是集大成者和文坛领袖。 

从文章的形式看，范偏重于语言的气势，铺张扬厉。但从全文偏重于赋体与骈偶句式来看，还是有五代余韵，他的古文写作还只是倡导的先声。可以说，在立意和气势上，范文可以直追秦汉，但在章法与笔意上，尚无法如韩愈般圆熟简练。

这一点，只要比较《醉翁亭记》就可以看出来。欧文全文整散结合，以散为主，句式音韵摇曳生姿，尤其是“也”和“而”的运用，使得文章平添一股神韵。范文结尾的是直抒胸臆，而欧文则含无穷之意于言外，更符合文贵含蓄的道理。从这几点来看，似乎在艺术性上，欧文更胜一筹。不过，入股从儒家正统思想的宣扬与仁义道德的表现来看，范文则更显得正气凛然。（于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