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历年间（766年-780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众多大历诗人或宦、或寓、或游、或吟于鄱阳，与鄱阳结下了千丝万缕的历史因缘。

    作为江南地方官员，他们在鄱阳的政绩不俗，多数堪称循吏良牧；作为文化传播者，他们儒雅的举止，清丽的诗风，对鄱阳本土文化影响很大。

    对于鄱阳人来说，最熟知的诗人是戴叔伦。他是大历贞元之际著名的文学家。戴叔伦（732年-789年），字幼公，一字次公，润州金坛（今属江苏）人。同治《饶州府志》卷四“寺观”载：“荐福寺，督军湖北，即唐戴叔伦读书堂，开元间创。”至德元载（756年）岁末，因避永王李磷兵乱，戴叔伦随亲族逃难到鄱阳，度过了青春岁月，并从此步入仕途，一生政绩卓著。

    “年来桡客寄禅扉，多话贫居在翠微。黄雀数声催柳变，清溪一路踏花归。空林野寺经过少，落日深山伴侣稀。负米到家春未尽，风萝闲扫钓鱼矶。”

（《越溪村居》）这是他抵鄱阳后抒写山水风情的诗作。绘声绘色，韵致淡雅，给人一种新雨后清新空灵之感。

     对于这位循吏，鄱阳人民一直深表敬意。清时鄱阳进士张琼英曾在《题戴公堤戴叔伦旧址》一诗中写道：“湖堤疏树满凉风，不见诗人戴幼公。旧宅数声临水磬，萧萧岁月自花官。”戴公旧宅早已圮毁，无法辨认其址，戴公堤尚存。   

    卢纶是寓居鄱阳时间较长的大历诗人。卢纶（约737年-798年），字允言，河中蒲州（今山西永济）人。他曾因兵乱“远寄鄱阳城”。他是鄱阳县令李益的姐夫。他在鄱阳、乐平有吉中孚、耿滓、李端、苗发等诗友。在鄱阳，卢纶大约留下了占其创作总量十分之一的诗作，其中不乏佳作，如：“楚乡云水内，春日众山开。淮浪参差起，江帆次第来。独归初失桂，共醉忽停杯。汉诏年年有，何愁掩上才。”（《送魏广下第归扬州》）“垂杨真可怜，地胜觉春偏。一穗雨声里，千条池色前。露繁光灼烁，日丽影团圆。若到隋堤望，应逢花满船。”（《送张成季往江上赋垂杨》）“楚乡”“淮流”“江帆”“垂杨”“隋堤”之类独特的鄱阳地域景色被聚焦，定格为历史图照。

    最值得提及的大历诗人是鄱阳县令李嘉祐。李嘉祐（724年-783年），字从一，赵郡（今河北赵县）人。至德二年（757年），李嘉祐被贬为鄱阳县令。王夫之称李嘉祐是“中唐第一佳手”。李嘉祐诗歌创作的成功与其接受鄱阳本土文化的熏陶密不可分。南国情调、楚文化浪漫主义精神复苏与张扬，使李嘉祜诗作神采缤纷：“南方淫祀古风俗，楚妪解唱迎神曲。锵锵铜鼓芦叶深，寂寂琼筵江水绿。雨过风清洲渚闲，椒浆醉尽迎神还。帝女凌空下湘岸，番君隔浦向尧山。月隐回塘犹自舞，一门依倚神之祜。韩康灵药不复求，扁鹊医方曾莫睹。逐客临江空自悲，月明流水无已时。听此迎神送神曲，携觞欲吊屈原祠。”（《夜闻江南人家赛神因题即事》）在楚文化的熏陶下，诗人颇能欣赏赛神瑰丽浪漫的风格及艺术化倾向，从中体验人生况味，并对楚文化精神产生认同感。

    其中独具风格、自我意识强烈、浪漫色彩浓厚的诗人无疑要数顾况。顾况（727年-815年），字逋翁，晚年号华阳山人。苏州海盐（今属浙江）人，至德进士。贞元二年（786年），顾况征为校书郎。顾况因才华超群，桀骜不羁，“不能慕顺，为众所排”，终于贞元五年（789年）贬为饶州司户参军，这一待就是整整五年。“朝行楚水阴，夕宿吴洲东。吴洲复白云，楚水飘丹枫。”（《从江西至彭蠡人浙江淮南界道中寄齐相公》）“朝与名山期，夕宿楚水阴。”（《游子吟》）“鄱阳中酒地，楚老独醒年。”（《送韦秀才赴举》）“江清白乌斜，荡桨胃苹花。听唱菱歌晚，回塘月照沙。”（《江上》）吴山楚水独特风情令顾况陶醉，无限诗情流淌于笔端。

    大历十才子，除吉中孚外，官皆不达，耿淖尤其不济，一生蹭蹬下僚，大历五年（770年），第五琦贬为饶州刺史，曾受第五公赏识的耿淖随即来鄱阳。他在鄱阳驻留的时间很短。“夕阳移楚土，芳草接湘源”，“野步渔声溢，荒祠鼓舞喧”（《奉和第五相公登鄱阳郡城西楼》），优美而神奇的楚乡风情给了他深刻的印象。鄱阳渔歌、巫神鼓舞被聚焦定格。

    谈及大历诗人，鄱阳人民当然不会不说起大历十才子之一吉中孚，因为吉中孚是鄱阳人。或许这位才子离开乡土太久，长期在京城为官，竟然没有留下一首有关故乡的诗篇。大历时期鄱阳民间才女程长文尽管命运悲惨，《全唐诗》倒收录了其诗作，为鄱阳妇女赢得了一份荣誉。

    大历诗人与鄱阳的情缘，是历史赋予的一个机缘，是给鄱阳人民的一个福分，因为大历诗人给鄱阳本土文化——楚文化带来了新鲜血液与冲击，对鄱阳文化精神的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唐大历时期起，鄱阳渐以土肥水清、经济繁荣、民俗淳朴、儒风蔚然而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