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大学学生救人事件的“隐情”调查开始显现了。10月31日，长江航运警方证实，学生救人溺亡前遭遇渔夫见死不救的网上传言不属实，后来赶到的遗体打捞船挟尸要价是事实，警方正在调查后者是否涉嫌“敲诈勒索”。
渔夫见死不救的传言不实，使得新的现场版本产生。在这个版本中，参与救人者，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学生、冬泳者，又加上了在场渔夫。渔夫参与了救援，这一事实得到渔夫自己、冬泳者，以及现场目击者“真真”照片和讲述的证实。
由此，我大致可以相信渔夫救人事实的存在。
由此，我也可以相信以前的救人故事并不完整。在那个故事里面，渔夫是救人的缺席者，在传言中还是见死不救的当事人。渔夫为什么缺席了救人故事，或者说在救人故事的生产中，为何渔夫被忽略，这大概也没有什么深谋远虑。他们可能并不是被刻意忽略的，而只是“按惯例”而不被提及。
这是一个城市故事，而不是一个“城乡结合”的故事。今天，社会故事基本上是围绕着城市而展开，而不像过去是“城乡结合，工农结合”或者“工农兵相结合”的讲述方式。城市叙事的铺展，是城市权力的一个向度，它规定故事发生的地点，也包括故事流传和听众的场所，还包括故事中哪些人出现。
长江救人作为一个事件，有一个真实；作为一个城市故事，有些真实将被无意或者有意地放弃。我们更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这是无意忽略的基础；我们更希望传播我们想传播的东西，这是有意忽略的考虑。救人的渔夫没有在“正版救人故事”中出现，我无法判断这是无意忽略还是有意放弃，但确实给传言对他们的塑造留下了空间，于是在传言中，他们成为见死不救者。
这样的忽略，在几十年前不会出现，那样的时代，人们要寻找“工农兵齐奏凯歌”的故事，如果现场有渔夫救人，故事中渔夫的存在将不可或缺。城乡结合还是城市叙事，这就是所谓的“时代主题”。渔夫的存在与消失，与“时代主题”有很大的关系。主题显示了利益关切的方向，不在意在这个方向之外的人。每个“时代主题”的后面，都有着这种问题，说时代好与不好，只在于被主题所忽略的人是多是少、被损害的是浅是深。
我不能说一个传言的后面有什么用心，因为传言或许是有用心的，或许是无用心的，但存在都以事实的部分或全部遮蔽为传播条件。去掉事实的遮蔽，那么传言有没有用心就变成一个无意义的问题，这就是说，传言有无用心无足考虑，去掉事实的遮蔽才是值得考虑的。遮蔽也可能故意或者无意，它与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一起，一起对真实信息去做出提出和放弃的分类处理。
渔夫参与使救人故事变得真实，部分改写了正版故事。这个在净化叙事中被视为“不纯”和“不必要”的部分，它的缺席不止给传言提供了条件，而且造成了一种歪曲效应，因为去掉现场渔夫救人的情节，客观上塑造了冷漠的形象，这个形象却不只属于渔夫，还属于社会，使人产生哪怕在极端状态下也不做伸手可及的善举的社会图景。
这样的图景有时是真实的，但并不合乎人心，而且每一个新的类似图景，都足以加固人心的失望。在这一个现场，这个图景并未出现，但阉割之下的故事仍然客观上制造了一个人心荒漠的图景，使得高歌猛进的旋律变得纯粹而滑稽。
现在，我们知道渔夫参与了救人，而要钱捞尸的是打捞船。从冷漠参观到要钱打尸，这个通过渔夫而塑造的连续恶棍化的社会角色形象不存在了，多少使人心有所慰藉。我们还不知道打捞船是民商船只，还是政府打捞作业机构。如果属于民商船只，那么打捞尸体是其经营，现场要价打捞虽属过份，毕竟还在商业行为是否得当之内。当然，如果打捞船属于政府打捞作业机构，情况就要严重得多。
隐情正在得到调查，传言中还有消防和海事部门在现场未能有所行动，逡巡不前，乃至退而远引的情节，这应当得到继续调查，调查不应止于小民是否行为不当。官方机构是否行为得当，比起渔夫是否参与救人来，是更需要弄清楚的。
城市故事的一个侧面，是渔夫这样的人消失，另一个侧面，却是作为市民的人的主体性觉醒。人们固然感动于人心与道德的壮歌，但也有很多社会困扰和伦理焦虑。你可能认为播出一首壮歌就行，而人们希望面对全部的真相，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求解复杂的人心、社会、政治和文化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