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黑校车”惨剧源头在哪？

昨日上午，江西省贵溪市滨江镇一辆载幼儿园孩子的面包车侧翻坠入水塘，当时车上有2名成人和15名幼儿园孩子。事故造成车上11名孩子不幸遇难，另有4名仍在医院救治，已脱离危险。目前，肇事司机已被公安机关控制，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1月25日《新闻晨报》）

　　黑校车侧翻，11名儿童罹难。所听所闻，充斥于媒体间的，要么是“涉事幼儿园未经审批、镇政府曾多次责令整改”，要么是“没有悬挂张贴校车标识的面包车长期超载、车速过快”。挤成沙丁鱼罐头般的校车，显然难逃“合规”的质疑；而没有办学资质的幼儿园，更是难逃接着被“依法取缔”的命运。但问题是，这样的反思与究责，这样的痛斥与公关，连细节都似曾相识——出事儿了，就“打黑”，没出事的时候，“白净”的幼儿园和校车在哪里？

　　有人说，2011年可谓中国“校车元年”：一是校车事故频仍，二是催生了规范条例。此前，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袁桂林甚至表示，据不完全统计，最近一年来，校车伤亡事故总量超过黑煤窑的矿工的死亡数量。但血的代价未必能催生农村幼教格局的福荫，这就如同“正宁事件”后惨剧仍未禁绝，甚至尽管《校车安全条例》实施已经大半年，而各地的“黑校车”仍参差多态、安然无恙。

　　惨剧痛彻人心、痛定思痛的时候，板子一律要打在肇事司机、校方、教育及交通主管部门的身上。但问题是，我们似乎很少反思：为什么近年的校车安全事故呈现出多发态势？为什么这些悲剧基本发生在相对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为什么事件总是和“严重超载”撇不清关系？……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城市化加速了脚步，受教育权的“同城尊严”并未能随着频繁的人员迁徙而归位于正义的制度设计，留守儿童是农村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加之，现在农村里的机动车越来越多、幼儿园却越并越少，能挤上黑三轮甚至马车的，就算幸运了。明白了这些道理，自然就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不白净”的幼儿园及校车能驰骋在权力者眼皮子底下的现实。规则是规则，情理是情理，这是权力的一种“次坏选择”：出事的总是小概率，与其取缔了积压成政府责任，倒不如让黑校车或黑幼儿园暧昧生存。

　　回到江西惨剧上来，家长们说得很实诚，“附近仅此一家幼儿园，学校为了能够节省成本，便采取了超载的方式”，时间长了，自然是“理解万岁”。黑校车从来就不是惨剧之源，或者说，只是表皮的症结，而那些殒命的孩子，何尝不是死在中国乡村幼教孱弱而紊乱的现实之上？早些年的幼儿园撤并潮、出卖潮，为地方财政减压的同时，已经埋下了今日惨剧的隐患。至于校车，如果家门口就有学校，还要校车何干？虐童也好，校车也罢，当我们为今日的痛楚遮蔽双眼的时候，只须问问：为何若干年前，这些公共事件都与孩子无关？（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