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未到洪寺村，手机就已经响个不停，即便是记者再三报告自己的位置，手机过一会又会震动起来。
洪寺村位于北京房山区，北临燕山，西至南水北调线。刚到村口就能发现，一条与新建小区配套的水泥路和还未拆迁的平房前的土路像楚河汉界一样，分开了两边的建筑。
卖掉的户口推开村民王福荣家的门，两层的小楼就像旧照片里的建筑，墙皮泛黄而斑驳，透过玻璃，没有家具的屋内愈发显得空空荡荡。
王福荣一家人已经不住这里了，由于近一段时间附近的施工人员很杂乱，陌生人多，且工地施工声音嘈杂，加上偶尔还会停水、停电，他们全家搬去了几公里外的另一个村子。现在只有他从外地来的弟弟一家住在这里，算是个歇脚处。
面对有关部门几次拆迁测绘土地的要求，王福荣都拒绝了，他觉得当地的拆迁政策简直就是上世纪的文件，三百平米的土地只有不到一百万的补偿款，这让他没法接受，只能消极抵抗着。
王福荣是退伍军人，所以他和村里另一位当过兵的老人何泉一见如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面对村内的拆迁问题，两位老人常常碰头聊起来，话里总是夹杂着叹息和无奈。一次谈天中，何泉透露了自己儿子的户口已经不在当地，这让他焦虑不已，因为当地的拆迁政策是按户口给房，并且每人还能得到十万元的补偿费。儿子的户口不在，这让本就不富裕的一家面临着分不到房，又得不到补偿款的困境，86岁的何泉常常因此夜不能寐。
坐着王福荣的电动车穿越村子，见到最多的除了建筑工人外，就是坐在树荫下谈天的老人。王福荣说老人们身体都不太好，他们认为是污染的问题。据他介绍，村民们喝水从来没交过水费，因为自从燕山化工公司1966年在此建厂后，就承担了村里的喝水问题。但是从那时起的每人两毛钱到现在的每人两百元的污染补贴补助都没有发到村民的手里，这笔钱到哪去了？村民们无从得知。
到了王福荣现在租住的房子，何泉和他的儿子何平正等待着记者到来。
谈起自己的户口怎么弄没的，何平后悔不已。他说当初是因为没钱看病，就把北京户口卖了。“我当时在村里修鞋，总是感觉身体不好，眼前发黑，还晕倒过，睁开眼后都不知道自己在哪。2003年我去县医院检查后，医生说是心脏有点毛病，建议我去大一点的医院整体检查一次。我正担心付不起医药费的时候，正好认识一个北关的人，姓刘，他就问我户口卖不卖，我考虑了一下就卖了。我就是为了看看自己到底得了什么毛病，哪怕是死了也知道自己是什么毛病死的。”何平这样解释卖户口的初衷。
一开始，何平开的价是五万，但是对方觉得太多了，最后谈到了两万五。他卖户口这事没有和任何人说，家里人都不知情。并且至今他也不知道和他交换户口的人是谁，他的户口现在在哪里。
卖完户口，何平拿着得来的两万块钱去了医院，住了两天院，做了相关的检查。检查结果是心肌梗，医生建议做支架，需要十万元，这对于何平来说简直是天价，不得以之下，他选择了花费较少的保守治疗。
当时，村里正在开展户口普查，躺在东城区协和医院病床上的何平一直瞒到自己老父亲从房山赶来，推开病房门嚷出一句：“你户口怎么没了？！”何平说：“当时他很难受，但我也没办法。后来出院，医生就说别干累活，别生气，就没大事。”
买户口的人，拿走了何平的户口本和身份证后就再没出现过，何平也没去派出所换身份证。之后，村里过年发的米和面他都拿不到了，社保上不了，去医院看病也省不了一分钱。他也后悔过，但他知道自己已经走在一条没有退路的道路上了，若不是现在村子面临拆迁，没有户口什么利益都得不到，他也不会想把户口找回来。
现在何平的工作是在村子门口的治安岗亭里看摊，作为村里的保安，一个月有1300块钱的工资。
还未聊完，一位中年妇女搀着一个行走不便的中年男子进了屋。王福荣介绍说，这也是村内一位为了看病卖掉户口的人，叫王建民，而村子里向他们这样卖户口的有40多人。
王建民患有脑血栓，现已半身不遂，他的妻子也有肝炎，两人都是本村的人。帮他卖户口的中间人叫王海军，就住在村里面，买他户口的是当地管道局的外来工作人员，据村民反映，多数换户口的是孩子，都是为了上学。
王建民妻子回忆说：“我们之前没有上班，王海军知道我们家比较困难，就主动联系了我们。户口本拿走后，人家在上面写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一开始人家就给一万五，我们觉得少了，后来加到了三万我们就给卖了。”
“现在我们家特别困难，我和老伴身体都不好，孩子又还小。每个月只有1000块钱生活费，因为没户口，村里的什么待遇都享受不了。” 过年时，村领导象征性地给了五百块钱和一袋米一袋面，但这无异于杯水车薪，王建民妻子直言：“你们家五百块钱够过年的么？”
据王建民妻子透露，当地派出所管户籍的工作人员表示，交几万块钱还能把户口买回来，不过就不是以前自己的户口了，而是村里面有还想换户口的人，直接替换，6万块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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