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活动紧随着文学创作活动出现。批评家的对象是以作品为中心的文学现象，包括作家和人物形象。最大限度切近对象，是批评家根据一定的美学观点和评判标准精确认知、分析和评判它的前提。文学现象纷繁芜杂，批评家切近它的最佳途径是跟它建立对话关系。在对话中，批评家设身处地地体验作家和人物形象的心态、诉求，设身处地地分享他们的快感和幸福、分担他们的创痛和不幸；作家毫无保留地显露自己的心理障碍和创作危机，人物形象毫无保留地彰示自己的内心矛盾和人生困境。批评家和对象的对话活动越深入，两者的距离越小。
批评家在批评活动中不只跟对象对话，且跟历史和现实生活对话。批评家跟历史对话时，将作家化用传统、别开生面的状况尽收眼底。批评家跟现实生活对话时，作家和人物形象身上时代精神脉搏快慢、强弱、深浅等情况历历在目。批评家跟历史对话，能增加批评的分量，能提升批评的高度；批评家跟现实生活对话，能提高批评的热度，增强批评的活力。
批评家只有跟对象建立对话关系，才能进入作家和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才能切实触摸历史，才能有力回应现实问题。杰出的批评家总通过跟对象建立对话关系，抵达跟对象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学术化境。创作活动是作家自由开展的创造活动，批评活动是批评家自由开展的对话活动。理想的文学批评活动生成于对话中，杰出的批评家是在批评活动中成功建构起对话情境的人，典范性文学评论是对方缺场的“对话体”。
批评家在批评活动中建构对话情境的前提是，通过特定途径，回到作家的创作过程中。具体说来，批评家在批评活动中，通过广泛占有和阅读文献典籍、用心考释和体悟前人的有关著述，通过精细分析、解读和品评作品，进入作家的心路历程，细细品味作家创作过程中的甘苦，设身处地地咂摸作家独特复杂的创作心理，恰如其分地解释、评价作品的得失，进而在自我、对象、历史、现实生活四者间建立互相激活、互相呼应的对话关系，最后抵达跟对象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学术化境。
当然，批评家在批评活动中成功建构对话情境绝非易事。文学是一门艺术，杰出的作家是艺术家，杰出的批评家也是艺术家。批评家想在批评活动中成功建构对话情境，须具有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优雅而精细的艺术鉴赏力、精当的审美判断力、深湛的文字功夫，否则，他们无从回到作家的创作过程中，更无从跟对象建立对话关系。
显然，在批评活动中成功建构起对话情境的批评家是作风民主的人。说到底，批评活动中的对话情境是批评家和对象一道商谈、商讨、商议有关问题的结果。认同和建构协商民主制度，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也是批评家现代意识觉醒的表征。对于一名作风专断、态度粗暴且目空一切的批评家来说，即使有他天赋超卓的艺术慧心和非凡的审美悟性，也不可能在批评活动中成功建构起对话情境。当前，批评领域问题丛生、危机四伏，其原因错综复杂。客观地说，批评家普遍缺失对话气度、协商精神、民主作风，是其重要内因。
客观现实是无限的，人的生命和能力是有限的，对话活动有利于人们互相学习、集思广益、达成共识。社会越发展，政治越进步，对话机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越大。对话机制是人们解决国际争端、消除经济摩擦、调解民众纠纷的重要方式，也是批评家开展批评活动的依归。
在习见不鲜的批评活动中，批评家常居高临下地对作家应该写什么和怎样写指手画脚，总自以为是地对对象的优点和不足说三道四。在对话情境中，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改变了，批评家的面貌也改变了。在对话情境中，批评家和作家是平等的主体，双方相互尊重、推襟送抱，双方依次倾诉、互相聆听、一起协商有关问题、最后达成共识。在对话情境中，批评家和作家大度宽容、互相体谅，各自适时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批评家在批评活动中成功开展对话活动的结果是，作家和批评家既各自独立又亲密无间，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并存共荣。
长期以来，批评家声名并不见佳。在作家看来，他们要么是一些在政治运动中包藏祸心、捕风捉影、血口喷人的跳梁小丑，要么是一些用外国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硬套中国作家作品的食洋不化者，要么是一些在不读作品或读不懂作品的情形下装腔作势、大放厥词的狂人，要么是一些只会纸上谈兵、只能隔靴搔痒的清谈家。批评家在批评活动中成功建构对话情境、跟对象建立对话关系，有利于文学界改变作家和批评家日益疏离、交恶的状况，有利于文学界建立结构合理、富有活力、良性循环、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进而有利于文学正常生存和科学发展，有利于文学形成良性循环。
理想的文学批评活动生成于对话中。理想自然不是现实，理想的文学批评活动自然不是现实的文学批评活动。不过，批评家能否意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认同和接受此说的人越多，文学批评局面改观的可能性越大！
原载： 《文艺报》2014年0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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