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放鸣 徐 熙
关于文学风格的研究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分析评价当下文学发展状况的重要切入点。在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氛围中，应当高度关注文学艺术作品的风格呈现，并以此作为把握作家创作的审美特质和当前文学总体发展水平的观察点。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从学理上对文学风格论的批评传统和跨文化汇通所构成的风格理论有比较深入的宏观把握，另一方面从实践上善于发现和引领当前文学创作形成风格，显现风格，以丰富多彩的风格呈现来反映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
比较视域中的文学风格论 从一般理论形态看，文学风格论在当今文艺理论的学科体系和文艺批评实践中已经比较成熟，形成了基于作家的创作个性而注重把握作品的风格表征，特别是由作家语言运用的独特性来提炼作家风格的总体批评方式，同时也重视特定的时代、民族、地域等外部环境因素对于作品风格形成的影响作用。但是，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民族诗学的对话、交流和汇通方面看，还应当努力推进文学风格论的跨文化对话，从中寻求不同诗学背景下文学风格论的特点、异同以及实现汇通的可能性。事实上，当年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创作论时就已经做出了中西方风格论汇通的尝试，值得我们追怀并有所进益。
应该说，在世界诗学的总体格局中，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体系内的文学风格论产生的年代不同，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基本观念和表述方式亦有明显不同，形成了世界诗学风格论的多样性面貌。在比较视域中透视这些丰富的风格论观念，可以从中发现对跨越语言、民族、文化的“共同的文学规律”的不同认知和表述方式，也可以发现各民族诗学风格论的独特性。对不同诗学中风格论的汇通性比较研究，重在理解不同民族诗学的风格论之“同”与“异”的辩证关系，它既是求同，也是辨异，尤其是对不同风格论的互证互识，能够实现互补性融合，提升和深化对文学风格问题的整体性认识。
就整体而言，通过汇通性比较研究，不同民族的风格论从不同的侧面丰富完善了现代诗学中风格论的知识体系。当今文学理论中的风格论观念就是在吸收借鉴不同民族诗学风格论精华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完善的，在文学风格的本质论、构成论、形态论及批评论等方面都吸纳了不同诗学的风格观念，形成了开放而又自洽的风格论体系，其共同的指向是重视和把握作家在其语言形式中体现的审美独特性。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具体的风格论观念来做汇通性比较，从中把握其互证、互识、互补的诗学规律。
第一，关于“文如其人”与“风格即人”的命题。中国古代诗学以“文如其人”说作为风格论的核心命题。这一命题既从先秦时期孟子开创的“知人论世”、“知言养气”的批评传统导出，也在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之风中得到支撑，最终发展为“以气论文”的风格学说，形成了以诗观人，亦以人论诗的批评传统。西方的“风格即人”说出现较晚，是在超越了以修辞特点论风格之后，才真正关注艺术家的气质个性与其作品的艺术风格的内在联系的。歌德曾指出：“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写出明白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耐人寻味的是，“文如其人”与“风格即人”这两个十分相近的风格论命题产生于东西方两个各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和原创性诗学体系，又在比较视域中成为中西诗学风格论汇通性的鲜明表征。两个命题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土壤，运用不同的例证和表述方式，却共同揭示着文学风格的内在特性，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共同的文学规律”。当然，这两个命题只是相近而非相同，钱锺书曾经做过辨析，认为文如其人“乃读者由文以知人”，而风格即人“乃作者取诸己以成文”。这种内在差异的存在恰恰显示出其间互识和互补的可能性，也体现着不同民族诗学并非趋同的独特性。
第二，关于不同诗学中风格论范畴的互证与汇通。各不相同的风格论范畴是不同民族诗学个性特点的鲜明体现，譬如“风骨”范畴之于中国诗学，“幽玄”范畴之于日本诗学，“诗德”范畴之于印度诗学，都是能够标识各自诗学风格论特色的代表性范畴。因此，对不同诗学中代表性风格范畴的汇通性比较，也能够获得互证、互识和互补的效果，能够让我们从不同的侧面深化对风格问题的整体认知，同时也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民族诗学中风格论的个性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方诗学风格论的比较之外，同属于东方文化系统内部的风格论范畴的汇通性研究也在悄然展开。例如中日诗学风格论的比较，重点围绕着“神韵”与“幽玄”、“空灵冲淡”与“闲寂枯淡”等诗学范畴展开，从中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古代诗学在理论范畴和批评方法上对日本诗学的深刻影响。又如中印诗学风格论的比较，选择的关键性范畴是中国的“神韵”与印度的“韵”、中国的“味”论与印度的“味”论等，其中共同存在着佛学传统的背景，也体现着不同民族特性的明显印记。
第三，关于东西方诗学对风格形态的不同把握方式。东方诗学对风格形态多以描述性话语区分，且不避繁复地做现象归纳，偏于感性化的把握，中国论诗有二十四诗品(司空图)、论画亦有二十四画品(黄钺)。印度诗学对某种具体的风格形态(如“艳美”)又能做出若干种细致且朦胧的区分。日本诗学对于一些相关性强的风格形态(如空寂、闲寂、枯寂)也会做出细致的辨析。相比之下，西方诗学对风格形态的区分较为宏观，也较为简明，如黑格尔分为严峻的、理想的、愉快的三种，威克纳格分为智力的、想象的、情绪的三种，均注重定性的概括和理性的分析。这种不同的把握方式与东西方诗学在整体思维方式上的“重体验”与“重思辨”之分有密切关系，也从一个侧面体现着东西方诗学风格论的个性风貌。
文学风格论与当下文学实践 文学风格论的深化不仅体现在自身理论建构的跨文化视域，而且甚至更加应当体现在当下文学批评的实践之中，体现在对于作家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的倡导、辨识和引领的建设性批评活动中。不容讳言，当前文学的风格呈现状况并不乐观，甚至相当贫弱，与文学繁荣的内在要求存在很大差距。文学融入文化创意产业所带来的虚假繁荣掩盖了作家原创性不足的窘境，文学创作年产量的丰收(2013年仅长篇小说出版就达4798部)掩盖了作品风格缺失带来的审美独特性的贫弱，文学新人辈出和体制内外的作家同样活跃的创作队伍现状也容易让人忽视对艺术个性和创作风格的倡导和追求。一些作家已经放弃了对独特艺术风格的追求，放弃了对艺术原创性的追求，一味地跟风、迎合、猎奇和媚俗，单纯寻求文学创作与商业利益的合谋。这使得当下的文学面对这个伟大的时代难以担当起新的历史使命，缺乏充分的独创性来面向世界生动讲述中国故事，准确阐释中国精神，主动塑造丰富多彩、富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中国形象。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应当在新的时代环境和认识基点上重提“文学的自觉”，以此来思考中国文学怎样创新才可能为世界贡献有独特价值的文学经验和精神成果。这需要当代作家摒弃浮躁和焦虑的心态，耐得寂寞，提升素养，致力于寻求时代精神与个人体验的深度融合，寻求本土文学传统与外来文学经验的有效结合，寻求艺术表现内容与个人风格特性的深刻遇合，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审美表现空间和艺术传达方式。
谈到文学的自觉与风格的呈现，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文学的特定历史阶段找到鲜明的借鉴。魏晋六朝时期曾被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其总体发展以“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为特征，创作风格蔚为大观。曹氏父子及建安七子的创作风格在“建安风骨”的总体审美意趣之下各呈异彩而不相蹈袭。阮籍、嵇康的诗风更为显豁地体现出遗世独立、不落流俗的个性特征。陶渊明则以其多样而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了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最高成就。此后，谢灵运、谢朓、刘勰、钟嵘所推崇的自然天成、芙蓉出水的审美情趣，以及与之相对立的由陆机、潘岳、颜延之、萧纲、沈约所倡导的雕饰藻绘、错彩镂金的审美趣味，也都表现了其自觉的风格化追求。因此，所谓魏晋六朝时期文学的自觉，更集中地表现为诗人和作家、批评家在时代氛围的淘荡下对创作个性和作品风格的自觉追求和把握。
今天我们重提文学的自觉，至少是要在两个层面上有自觉的追求。一是对“文学何为”的自觉，也就是对于当今文学的使命有清醒的自觉。面对新的时代要求和新的生活实践，文学的使命又有了新的时代内容，我们的文学如何反映中国梦的实践历程，如何生动书写普通中国人的出彩人生，已经成为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同时也为文学的创新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在这种使命追求中并不排斥文学的娱乐功能，但是一味的娱乐化、私人化、碎片化的写作绝不应当是中国文学的主流方向。二是对文学的审美独特性的自觉，尤其是对于文学中如何体现作者的创作个性及作品的艺术风格的自觉追求。文学的审美独特性既体现在作为语言艺术的非直观性和想象性特点有别于其他艺术形态，更体现在作家和诗人如何运用语言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从而具有鲜明的审美独特性。莫言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恰恰是他在语言风格上所表现出的审美独特性。
进一步说，如何解决当前文学中平庸化、雷同化、浅表化成为顽症的问题，如何促进作家和诗人形成鲜明的艺术风格，需要在创作与批评两方面做出切实的努力。第一，从创作方面说，要重视作家的自我发现和自我超越问题。作家的创作风格从初步形成到成熟发展有一个艺术实践的艰苦探索过程，同时这也是他逐步实现艺术上的自我发现和自我超越的过程。所谓“自我发现”是作家对于自身审美特质和创作优势的准确把握，在这种体察和把握的基础上，作家才能发现自己擅长的表现内容，找到最切合自己特点的表达方式，进而创作出有独创性的带有个人风格的作品。事实上，作家并不是都能顺利实现艺术上的自我发现，许多作者是在多方面尝试之后才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作领域和表现方式。当前文学创作活动的参与者众多，身份和创作功底亦多有不同，更加需要倡导他们确立艺术上实现自我发现的意识。所谓“自我超越”则是在更高层面对于艺术风格的追求，是建立在自我发现基础上的，不断寻求新的艺术境界的创新追求。作家的写作历程本身就是不断突破旧的创作格局，不断开拓新天地，有所进益的过程，其创作风格也会呈现雏形——成熟——流变的发展轨迹。作家的自我发现与自我超越是紧密联系，前后承续的艺术成长过程，缺乏自我超越的勇气，则自我发现可能变成自我束缚，其创作可能会由追求创新变为自我因袭。所以，即使对于比较知名的成熟作家，也同样应当确立自我超越的意识。要致力于超越自身审美创造的思维惯性、超越自身审美心理结构的固有限制、超越自我满足的心理障碍，不断强化艺术创新力，形成和发展独特而丰富的艺术风格。第二，从批评方面说，应当积极运用文学风格论研究的理论成果来强化对当前文学的风格呈现状况的批评实践。面对如今文学新人多、文学新作多、文学研究者也多的繁荣局面，应当以风格评价作为切入口，着力提升创作质量。一方面，要从评奖表彰的平台上形成注重文学创作风格的鲜明导向。例如在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以及一些期刊文学奖的评价标准上，应当进一步强调艺术风格的高品位、艺术追求的创新品质。另一方面，要在作家作品研究和当下文学的观察评论中注重发现和引导作家逐步确立并发展自己的创作风格，形成重视文学风格呈现的批评范式。
原载： 《文艺报》2014年0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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