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是中国湖城·鄱阳的文化名片，而《吴芮故城》则是名片的文化历史符号。他明确了鄱阳古建筑的历史地位，也解说着鄱阳人民及历代名贤与湖与城的不解之缘。


在漫漫的历史画卷中，绘载其于三国吴时辖领9县，晋期辖领8县，宋代辖有鄱阳、广晋、余干、上饶、葛阳、乐安6县，到明正德七年（1512）则辖领鄱阳、余干、浮梁、乐平、德兴、安仁（余江）、万年7县，清沿明制未有变异，故《吴芮故城》所在地鄱阳也就成为了郡府当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之中心。




城史二千年   普查遗址现 


月明风清，灯火阑珊，莅鄱寻根探幽、观光旅游的人们，站在如诗如画般的环湖公园湖心伴鸥亭的玉栏畔，游兴正酣而问曰：“阅史籍，鄱阳有七县之郡城，请问今何在？”


2009年1月15日，鄱阳县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中，在北纬28059/55//，东经116039/38.4//处，新发现五一北路西段自鲜花桥始至芝阳路段东端止，尚存部分古城址，已为公私房屋之基。自芝阳路老汽车站西端至姜家坝村四亩垅东端，仍存古城遗址，其长达765米，最宽处8米，最高处5米，最低段约3米;护城壕长765米，宽约50米，深达1米。城之砖石虽早年拆为他用，西城之基址和内心土墙留存尚全，其夯实坚固仍不减当年苍劲挺拔。清同治年鄱阳县治城郭图中鸣山庙，小较场即在此段处，今为鄱阳镇规划开发工程项目区内。


古城遗址的留存和保护，佐证了鄱阳的文明和进步，彰显着鄱阳人众志成城的精神。那矗立在姜夔公园进口、古城遗址上铭刻着“吴芮故城”的大理石碑，必然会增添鄱阳文化之品位。


届时，中国湖城·鄱阳可以自豪地向旅游观光的人们答道：历经二千多年风风雨雨的七县郡府城不仅其址在，而且鄱阳人那百折不挠、勇于崛起的精神依然在。




城建秦皇朝   增扩汉宋代




鄱阳有城，在水一方。孕育鄱阳湖涛风雨之文明，存续城建文化恢弘之华章。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番县首令吴芮率民筑城周七里，就在今时鄱阳镇辖域内，面积载为2.86平方公里。其雄踞彭蠡之东滨，吞吐滔滔风浪，屹然而立。更依土素山之青翠，飘逸缕缕晴云，巍然如屏。甚是显著东湖水拍城挹暖，鄱江浪轻渔唱晚之佳景。


刚刚迈入铁器时代的鄱阳人，能建筑如此规模的城隍（隍为濠之称），真可谓是尽领当年政治、经济、军事文明之风骚，也为以后发展扩修奠定了基础。


秦时明月汉时关。汉建安十五年（公元210），东吴孙权置鄱阳郡，县治设在城东六十里故县（今古县渡）。“黄初中周鲂守郡，历十三年”城“增修至九里三十步”。古时以营造尺五尺为一步（周为八尺，秦为六尺）。《荀子·劝学》中有“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句，即指出一足为跬，再跨出一足为步。“步武”词则是“六尺为步，半步为武”，均为步跨距离。“黄初”为魏曹丕称文帝年号（公元220~226），“中”为其称帝年号黄武期间。黄初三年方为吴孙权称大帝年号黄武元年（公元222）。“黄武”时为7年，其后为“黄龙”时3年，“嘉禾”时3年，到赤乌八年（245），县治所由古县渡迁回吴芮故城，此时，周鲂当已离郡治调任。


周鲂守鄱郡贤能，在《三国志》中很有名气，其任太守修增郡治城及赤乌八年县治所之回迁，当是吴国为强化郡县统治之所为。


“郭外山横阁，江边水照楼”。从南宋隆兴年间（1163—1164）莅鄱知饶的王龟龄这二句诗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城郭的壮丽。


时至南宋宁宗嘉定七年岁次甲戍（1214），郡守史定之主持修复水毁城郭，又将城之周长扩增为12里。其城门为六处，名曰灵芝（北门）、永平（东门）、鄱江（南门）、月波（高门）、滨洲（西门）、朝天（东北门）。灵芝、朝天、永平三门设有跨壕吊桥，平时用以出入通行，战时可拽起而护城。城列楼12所、议事厅6间，有瓮楼1所，窝铺76个。尚设有马道以通巡兵，城门侧置墁坡以便登临，加之北宋时于城东郭所辟的九条通湖巷弄，全城规制和功能更臻完备。




缮捐七县缘  城得民心凝




鄱阳为泽国之县，郡县城隍除灵芝门外，五门皆临水，所处地理位置又为四战之地，是兵争要冲。故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城郭屡有水毁、兵损和城楼火焚等情事。


查照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以前郡城缮修资料。城圮之葺，均由所辖七县士民劝捐分段承理。


南宋咸淳七年岁次辛未（1271），绍兴人孙炳炎自吏部调此任州守时，城已有57年未曾缮修，毁圮严重。孙公见此状，深为护境安民忧，既“独念城之不能不修”，又为“费无所从出”而虑，于是旦夕与士民筹商，并“以实心，行实政”，凡事从俭，政简不靡。“清其赋役，而财之隐落者出；节其用度，而财之渗漏者窒。铢积寸累，踰岁乃就”。资费筹齐后，于1272年腊月动工，至1273年闰六月竣工。志载城墙缮修12里，约2300余丈。其中毁而新筑处475丈；女台（城上矮墙、亦称女墙或女垣）再筑处242丈。整个工程费工31987个，用钱50万串，用楮币87500余（宋时以楮树皮造纸印的纸币称“会子”，又称“楮券”），用米756石（120市斤为1石）。在所费钱粮中，绣衣使（巡按御使别称，职任提刑、提举，代天子巡守官）孟中斋助楮币12000，助米40石。城修竣工不久，逢湖水骤涨，孙公再率工役增筑墙垣60丈，令全城在洪水冲激下安堵如常。


此次城缮工程之大，工建之速，调度之善，均见孙公炳炎之能，难怪慈溪人黄震会在《孙侯葺城记》中，赞其“政先厚下”，“得为政法”，并有望“与世分牧者共之”的良愿了。


康熙十六年岁次丁巳（1677），东莱人（今山东掖县）王克生来鄱任职县令时，城因受清廷与三藩战火所损及多次水火之灾，已是颓倾不堪，疮痍满目。查其毁圮程度，朝天门段崩外城9处，长30余丈，高15丈；崩内城7处，长20余丈，高80余丈；崩腰墙垛口，长15丈，高9丈。灵芝门段崩外城6处，长22丈，高8丈；崩内城3处，长11丈，高2丈4尺；崩腰墙垛口11处，长22丈。滨洲门段为水之所汇，其段崩外城16处，长63丈，高26丈；崩内城8处，长24丈，高9丈；崩腰墙垛口13处，长25丈。永平门段崩外城5处，长15丈，高10丈5尺；崩内城1处，长4丈，高7丈；崩腰墙垛口8处，长28丈，高14丈。鄱江门段激浪可逾城头，其段崩外城5处，长23丈，高10丈7尺；崩内城3处，长7丈，高3丈；崩腰墙垛口7处，长13丈，高7丈。月波门段立于澎湃湍流之前，险而峭，其段崩外城8处，长64丈，高11丈；崩内城4处，高2丈6尺；崩腰墙垛口15处，长32丈，高8丈。城垣内外及腰墙垛口崩塌共为129处，长及高分别为432丈和234丈2尺。


面对如残盂之城郭，王令惜民生之困顿，深体战乱徭役之重苛，甚知民室悬罄力瘁，要筹措工费必非易事，于是为修城事多方呈请上宪，析陈利弊，克尽职守，以解民忧。越年七月，其为民谋利之举得到分守道查培继、郡守黄家遴的支持。查、黄二公各捐千金，并动员郡县属员及绅衿里民中稍有余力者捐资捐米，务尽力以助之。兴工后，在工役安排上，采取人不计其伤残，只要能劳作者，日给以食米，以劳代赈。对所缺砖灰木石款项，在竭尽已能的基础上，精打细算，造册具报道府，得准获拨库银800两，仅为整个工程所需款项的11.12%。


是役，所用块石、青砖，石灰分别为183620块、359500块和103730斤，耗银4604两；缮修六门城楼所用竹木灰石，钉铁砖瓦，耗银990余两；烧运砖瓦，开凿山石，建造窝铺，搭厂起架及石木工匠，运土夫役工食费和添置锹锄筐箕费用，耗银则达1600两。其中石木工匠每工价银分为二分、一分、一分几厘三等；夫役每夫每天工米分为一升、一升几合二等。缮修共计耗银7194两。合郡捐资助劳，不少一人一文，出纳账实清楚，竟然做到了“记料则星星然可以循堞而指之”，无一超支冒领，无一废料，无一冗役，其中尚包括月波门楼在修复后再度焚于火的续建费用。


康熙二十年岁次辛丑（1681），修葺工程告竣。站在修缮如新的城楼上，远近内外景色尽收眼底，分外宜人。县令王克生顿忘辛劳，感慨由衷而生曰：“众志成城，此语不谬也！有百年之物，无百年之人，有千年之记，无千年之物；河虽变而禹贡之书可稽，时或殊而月令之文足考”（月令为“吕氏春秋”时令记述篇）。并欣与同僚言道：“不惟有形之城足观，而无形之城，亦见与湖波芝彩同不朽矣！”


城之雄峙，成就一郡之形胜，而民心之凝，更为一郡崛起之精神。“无形之城”，民之心也！王克生为鄱之令，通过鄱城之修，看到并体会了众志成城这一真谛，也可谓是官者之贤哲了。




“官民本一体，城门何亲疏”




“山以灵芝名，灵芝竟谁采”（芝峤晴云·吴名凤）。被誉为还魂仙草的灵芝，在唐龙朔元年（661）三茎同产于依郭之北山，守饶刺史薛振得之大喜，认为这是祥瑞吉兆之现，即改土冈为芝山。郡城近山之北门得为灵芝称，想必也在此时，可就是这一充满灵芝祥瑞之门，却自明末以来尤其是清康乾盛世期间，竟然被官府长期塞闭禁止通行。百姓无奈，只得绕道行于东北朝天门，时间一长，朝天门在民间也就被习称为北门（或北关）。而灵芝门禁行竟为何因，此谜直到公元1774年方被破解。


乾隆三十六年岁次辛卯（1771），观察（即分巡道，省以下府州以上行政长官）江宁人（今江苏）秦承恩奉委率员莅鄱对郡城现状实地勘查。查城高一丈八尺，厚一丈三尺五寸；女墙垛3426堞；护城壕（隍）深二丈有余；六门之距为滨洲门至灵芝门930步；转朝天门443步，往永平门600步；《永平门曾于康熙四十七年戊子（1708）被分守道龚嵘改为永清，后又在乾隆八年癸亥（1743）被参政李根云题门额为尧衢》；自永平门至鄱江门270步（参政李根云题门额为文明），转至月波门200步，再往滨洲门860步。总长为3410步，约为1705丈。六座城门。除灵芝门为官府封堵禁行外，其余五门由城守营之千总派兵守卫，晨昏听鸣钟为号启闭。


明末，灵芝门遭战乱兵燹，土石堆积而闭塞未启。时至清康熙四十三年岁次甲申（1704），郡城遇数十年未见洪水之侵，永平门、鄱江门、月波门、滨洲门、朝天门皆为水困，非舟不行。沿鄱江数十里士民纷纷趋城避水，男女老幼、牛犬鸡豕，错杂城堙。其时惟有灵芝门一线道能将灾民疏散于芝山高地，而官府不仅不开启此门，反倒守视更严，结果天灾人祸并行，导致城内疠疫流行，亡者相踵。


灵芝门之塞，百姓生活苦于行。民间屡屡请开，官府置若罔闻。延至乾隆二十四年岁次已卯（1759），守令杨君暹鉴于民困实情，力排异议，毅启此门还民便利，深得民间赞许。谁知好景不长，此门仅启五年，官府又在乾隆二十九年岁次甲申（1764）予以封闭。


观察秦承恩在勘城之时，接士民请开灵芝门之呈，复得县令朱沅会之情告，深体民忧。于是探究门封之因，却是官府听信了风水先生“灵芝门开利民不利官长”和乾隆八年郡志之撰中有灵芝门“门当戍乾，开则不利道署二府”之谬言。秦公查明事因后曰：“官民本一体，城门何亲疏，岂有益民而损官之理？”为破以风水愚弄百姓之论，即率员至灵芝门以罗盘测距及定二十四山方位，得正北为子山位，东延依次为癸山、丑山、艮山方位，艮山距门220丈。由子山西延依次为壬山、亥山、乾山方位，乾山距门222丈。测得灵芝门不在正北子山位，而在北之偏东癸山方位上。按照风水之说，癸方坐山属水为上吉，北东向（子癸丑）秀气大吉；癸方向北西为子山、壬山、亥山也是为官旺吉。虽说忌火（寅午戍），却离戍乾相距甚远已无联系，看方位，那有不利官长之说，何况古人在设计此门时，避开正北偏向北东已然是考虑到西北气流对环境的影响。这丈距之偏，充分显示了古人利用自然的学识和智慧。


为官靠德才能立，与天干地支本无涉，现场测位的结果，斥责了风水迷信的愚昧，同时也揭露了灵芝门近临芝山高地，兵争易攻难守，官员害怕问责的心态。事实胜于雄辩，让主张闭门者无言以对。


秦公启门主张为辖属七县有识之士认同，经过郡议，得到郡守谢公的支持后，复又呈准院司删除郡志中那段诬罔之说，永绝愚弄民众之藉词。士民闻之，奔走相庆，纷纷捐资义助。郡邑官员也主动捐廉俸银共计400余两，增建女墙以护灵芝门而防匪盗。


此时适值县令朱沅会调任，继任新令陈至修勇于任事，在府照磨（主管勘审、计录赃赎、出纳及营缮料理的职官）严大榕和鄱丞（县佐正八品）张仁寿等员督协下，终于在乾隆三十八年岁次癸已（1773）九月望日重开此门，使“居者思止其家，行者乐出其途”。士民捐助的义金则用于移建书院，从而士气民风两利兴，合闾欢欣。


论世几百载  回首咫尺间 


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吴芮故城”之废已成必然。光绪三十年岁次丙午（1906），朝廷废科举，立学堂，时任知府张检呈准上宪，拆城砖改建旧试署为饶州中学。嗣后，郡城砖石又用于道路修筑和培高浮舟寺前后基址。


1917年（民国六年），县知事（县长）汪浩任内，将永平门城基招商承买，变卖公产建造店铺6间。邑人为保存城之古迹计，于是年8月在原址建长十二丈，高二丈二尺，厚三尺的砖墙，上嵌标准时钟，并镌石碑于其上，铭曰：“永平旧址”。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日寇陷城侵掠。朝天门、灵芝门、滨洲门、月波门一带均遭破坏殆尽，仅鄱江门残存。


1948年时，永平门至鄱江门及月波门段城基在城毁后，尚利用他段城砖葺补至高可及肩，以作御洪之屏障。


20世纪50年代末，因城市发展和交通建设之需要，此段城址及鄱江城门均成企业民居及通达公路。至此，“吴芮故城”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而其在朝天门、灵芝门、滨洲门段的城址遗存，却是留给了后人研究鄱阳城市古建筑文明的一份厚重物质文化遗产。


本篇文章来源于 www.pyyou.com 原文链接：http://www.pyyou.com/html/pohuwenhua/20101109/4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