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治平文科状元彭汝砺与清光绪甲午武科状元张鸿翥同为鄱阳平民家庭中走出的骄子，他们的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一文一武，双星同辉。

    宋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贬为饶州知州。尽管内心悲愤，但始终无法改变他身处江湖之远而不忘思君忧民的一颗忠心。古鄱阳的湖光山色与淳朴民风使范仲淹很快融人其中，日夜勤于政事，呕心沥血，督导官吏，造福百姓。为了实现他振兴地方教育、培养国家人才的目的，他详尽考察鄱阳的地势，甚至品评“风水”。他倡议将府学从城中迁出，建于东湖西岸妙果寺宝胜桥附近，他大胆预言：“以督军湖为砚，以督军台为印，以妙果寺塔为笔，建学二十年后当出状元。”

    桃红李白，时光变迁，20年后，鄱阳学子彭汝砺脱颖而出，高中状元，果真印证了范仲淹的预言。或许这只是偶然，而又何尝不是鄱阳历来尊师重教、兴校求学的风尚下的必然，“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责，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好学的风气延续许多年，彭汝砺的状元现象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合情理之中。

    彭汝砺（1042年-1096年），字器资，鄱阳县滨田人。治平二年(1065年）状元。初任保信军推官、武安军书记，后任国子监直讲，大理寺丞。神宗任命他为监察御史里行，他上奏十件事：正己、任人、守令、理财、养民、赈救、兴事、变法、青苗、盐事。彭汝砺总是直言劝谏，指明利害，多是大臣们难讲出口的意见。神宗命宦官统兵，他就直言劝谏说“宦官指挥军队不合适”，并以汉唐宦官之祸作为警示。元丰初年（1078年）出任江西转运判官，他在向神宗辞行时说：现在不怕没有顺从皇帝的臣子，只怕没有敢于直谏的臣子；不怕没有敢做事的臣子，只怕没有敢于直言的臣子。调出不久，神宗因念彭汝砺忠毅、正直，又将他调任提点西京刑狱。

    元祐二年（1087年），彭汝砺调起居舍人，又迁中书舍人。由于他不阿附权贵，秉公执言，于是被贬为徐州知州。此后，陆续升任为集贤殿修撰、吏部侍郎和吏部尚书。

    之后又因为争论熙丰新法而受牵连，他被贬任江州知州。启程临行时，哲宗问他想说什么，他说道：“政唯其是，则无不善；人唯其贤，则无不得矣”。数月后在江州任上病逝，终年五十四岁。

    彭汝砺著有《鄱阳集》，已收入《四库全书》。

    清甲午武状元张鸿翥一生为人处世低调，清贫淡泊，爱国图强，不同于一般行伍出身的军人。

    张鸿翥（1868年-1931年），字长河，号高腾，鄱阳县城东湖里人。自幼务农，体格魁伟，膂力过人，好习武艺。光绪十四年（1888年），获得戊子科乡举第四名。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的师父郑志鸿鼓励他人京会试，但张鸿翥苦无川资（盘缠），郑师父就赠给他白银一锭，银元二百，并与凰岗武举徐光斗一同赴京赶考。到京城后，张鸿翥经常在演武厅习武。有一次，清王室一位贝勒看到张鸿翥能举300斤大刀30余次，又能开300斤张力的弓40余次，面不改色，而且练射时箭无虚发，心中非常喜爱，就特地收张鸿翥为弟子，并寄予厚望。功夫不负有心人，张鸿翥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甲午科第二名进士。当年四月二十日，张鸿翥参加殿试，经过骑射、演刀、搏虎、抛链四场比试后，被钦点为甲午恩科状元，不久授御前头等侍卫。

    当时，帝国主义入侵，国家危难o张鸿翥与同科文状元张謇联名上书支持“康梁变法”，、以图复兴。他所用的大刀，上面刻有“忠勇…‘报国”字样。宣统初期，改授湖北德安三品参将。

    张鸿翥不仅武艺超群，也肯下功夫研究军事和学习文化知识。在京都时，他常随同翰林院协修、鄱阳老乡周承光学习，就像儿童跟着启蒙老师一样认真勤奋。他还到汉阳兵工厂学习过枪炮结构原理和使用技艺等。几年后，能写字作文，起草文告，并通晓兵法，他还常常勉励部属多学习文化及军事知识。

    辛亥革命后，张鸿翥回到家乡，以灌园捕鱼为生。他经常穿着草鞋布衣，挑担上街，始终保持勤劳俭朴的作风。1931年，末代武状元张鸿翥病故，终年63岁。